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近期登陆院线。曹操对于熟悉三国故事的国第个理观众而言，这部影片带来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部争独特体验。从黄巾起义的洛阳烽火、十常侍乱政的想主阴霾，到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的曹操经典名场面，影片密集呈现了诸多高燃时刻；然而，国第个理叙事视角却发生了根本性偏移——全片仅以曹操为绝对主线，部争刘关张三兄弟直至片尾才匆匆亮相，洛阳而曹操与袁绍这对历史上的想主宿敌，被重塑为为天下治世而并肩努力的曹操至交好友。
这些大胆改编是国第个理否有史实支撑？面对正史、野史与小说的部争多重叙事，编导团队如何通过材料的洛阳增删取舍，最终塑造出一个全新的想主曹操？要厘清这一脉络，不妨顺着剧情线索，审视影片对史料的甄选与重构。
《争洛阳》：史料考据与艺术重构
影片故事始于黄巾起义与十常侍乱政的混乱局面。曹操与袁绍以少年游侠身份并肩登场，因一桩权贵婚事相识。基于共同反对宦官乱政的立场，二人联手劫走新妇，并在随后的追捕中结下深厚情谊。此后，袁绍云游四方广结豪杰，曹操则步入仕途，任洛阳北部尉，以五色棒严惩宦官蹇硕之叔父。不久，汉灵帝设立西园新军，曹操与袁绍同在军中效力，随即被卷入大将军何进与十常侍的政治漩涡。
面对宦官专权，不顾曹操反对，何进与袁绍决定召地方武力入京施压。局势失控后，何进被十常侍诱杀，袁绍引兵攻入宫城屠杀宦官，张让等劫持少帝与陈留王出逃。朝廷秩序瘫痪之际，西凉董卓率军入洛阳，迅速收编各部，专权废立。袁绍朝堂抗董后愤而离去，曹操则选择屈身事卓，最终与王允结盟，借宝刀行刺。刺杀失败后，曹操逃回陈留，发布矫诏促成诸侯会盟。故事收束于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的武戏高潮，联军冲锋的蒙太奇镜头，预示了诸侯未来的分裂。
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剧照
影片将曹操与袁绍塑造为共同追求治世的至交，并非毫无史实依据。《三国志》记载二人少时有交往（“少与交焉”），而片中充满侠气的抢亲戏码，则源自笔记小说《世说新语》：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在原书语境中，这仅是两个少年顽劣放荡的恶作剧，颇具市井无赖之气。然而，电影保留了劫妇、被追及大叫脱险的动作骨架，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伦理动机：劫妇是因为这是一场由十常侍亲戚主导的逼婚。于是，顽童闹剧升华为青年英雄反抗宦官强权、救人于水火的情义之举。历史着墨不多的早年交游，被改写为基于共同理想的深厚情谊，为双主角后续的分道扬镳埋下了极具张力的情感基石。
影片对许劭“月旦评”的处理亦颇具匠心。许劭对曹操的评价，早期文献存在两种表述。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载：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而《后汉书·许劭传》所载却是：
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三国演义》采用了前者，并写曹操闻言大喜。电影并未单选其一，而是让许劭的童子将两条评语一同悬挂，称许劭在此二者间迟疑难决。这一改编既符合史料复杂性，也能让熟悉史料的观众会心一笑。
随后曹操步入洛阳仕途，任洛阳北部尉。《三国志》正文对此仅有简单任命记载，电影中用五色棒惩治特权的名场面，实则保存在裴松之注引的《曹瞒传》中：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电影精准抓取了“造五色棒”与“棒杀不避豪强”的核心细节，将这段裴注轶闻转化为曹操青年时代反对宦官集团的代表性事件。
《三国志裴松之注》
影片中汉灵帝设立西园八校尉，将曹操与袁绍同时编入新军，旨在平衡宦官势力，但这一用心很快被宦官集团篡夺。据《后汉书》记载：
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
正史记载简略，影片则巧妙利用这一背景，将蹇硕被任命为元帅暗示为宦官集团矫诏夺权的尝试，从而激化了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矛盾。
随着危机加深，在是否召外兵入京的问题上，曹操与袁绍产生严重分歧。曹操的强烈反对源自裴注引《魏书》：
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曹操离开洛阳后，在陈留散尽家财招募义兵，参与关东州郡讨董行动。诸侯推举袁绍为盟主，但各路军队缺乏统一指挥。屯驻酸枣的张邈、刘岱、桥瑁等部缺乏进取之意，《三国志·武帝纪》写道：
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
曹操在联军中力主西进，率军进抵荥阳，在汴水一带遭徐荣击败；与此同时，孙坚在另一条战线上持续进攻董卓军，在阳人击败胡轸、吕布所部并斩杀华雄。
电影将这些分散的军事行动集中到虎牢关前，让曹操率先冲锋，随后袁绍、孙坚、公孙瓒等相继跟进。影片未还原史书中各路军队分散行动、进退不一的情况，而是浓墨重彩地渲染了战旗猎猎、并肩冲锋的场景，以此刻画激昂的情绪高潮。此外，如曹操刺董、三英战吕布等经典情节，则取材自《三国演义》。
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剧照
“理想主义”曹操的诞生逻辑
观察影片对材料的裁剪，其改编方向清晰可见：它将曹操与袁绍早期的政治活动，解释为乱世中的理想主义悲剧。这一重塑过程最显著的落脚点，在于强化的曹袁友情线。正史中关于两人早年交往仅有一句“太祖少与交焉”，笔记记载也仅说明二人少时一同嬉游。然而，电影将二人早年的交往改写为基于共同治世理想的情义之交，并用“为治世各自努力”及“这世道，难道越努力越乱了吗”作为全片题眼。
此外，影片明显强化了曹操作为主视角和主角的地位。面对大将军何进试图征召董卓等外兵入京的危机，电影中曹操的建议，实际上融合了正史和演义小说中曹操的断语，以及《后汉书·何进传》中陈琳“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为乱阶”的观点。此外，正史中并未记载曹操参与诛杀十常侍，电影中也将其作为核心参与者进行了刻画。
在增加曹操存在感之外，影片更引人注目的改编，在于对曹操杀吕伯奢事件的完全隐去。电影虽遵循了刺董脱身的叙事骨架，却将正史、笔记、小说中都曾浓墨渲染的吕伯奢事件彻底删除。裴松之注中引证了三种说法，表述各异：
- 王沈《魏书》：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解释为自卫）
- 郭颁《魏晋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解释为猜疑夜杀）
- 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解释为误听与自白）
《魏书》作为曹魏时期编修的史书，记载最为正面；其他两则材料则更接近我们熟知的版本。而最为人熟知的，当属《三国演义》中的记载，《三国演义》将曹操的自白改为：
陈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三国演义》写曹操先因误听“缚而杀之”杀死吕家八口，发现只是杀猪待客后，又在途中明知故杀吕伯奢本人；“宁我负人”也被扩大成“宁教我负天下人”。
尽管几条材料并不完全相同，曹操在吕氏家中杀人的叙事从早期史籍异说到《三国演义》始终被反复书写。它在曹操形象史上极其重要，从被迫自卫，到猜疑夜杀，再到明知故杀，曹操越来越偏向于多疑、残忍和极端自私的奸雄形象。
电影完全删去这段情节，带来的直接戏剧效果是：避免了曹操可能存在的道德瑕疵，同时也消除了基于公义刺杀董卓与基于私利杀吕家自保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一删减淡化了曹操早期的阴暗面，强化了他从刺董到发布矫诏这一系列行动的合理性，让其在第一部中维持住了一个相对纯粹的治世理想者形象，一个“理想主义”的曹操由此诞生。
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中的曹操
应该说，电影中刻画的这个曹操，虽然与正史、野史、笔记中的形象不完全符合，但在历史文献中也并非全然没有踪迹，那就是保存在曹操存世诗文中的、悲天悯人的“诗人”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前半段写的正是电影结局之后的历史：诸侯最初以“义士”自命，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但在“兴兵讨群凶”之后，紧接着便是“军合力不齐”“势利使人争”。联盟没有抵达共同期待的终点，反而在权力竞争中走向瓦解。更重要的是，曹操并未把这场失败仅仅写成诸侯间的政治争斗，诗的视线最终落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百姓身上。所谓“念之断人肠”，使他既是群雄逐鹿的参与者，也是乱世苦难的见证者。
曹操的治世愿望也体现在其另一首名篇中：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这首诗描绘了理想的太平愿景：官吏不破门扰民，仓中有足够九年食用的储粮，老人不必背负重物，监狱空虚，到了冬季也没有犯人需要判决，年迈者都能寿终，恩泽甚至遍及草木昆虫。电影强化的曹操青年时代的治世愿望，正可以从这里找到呼应。
影片选择的，是曹操复杂形象中悲天悯人、忧世而又渴望重建秩序的一面。这样的曹操显然经过了选择，却并非凭空虚构：影片让诗人的悲悯压过了奸雄的猜疑，使观众相信他最初确有过理想的愿景，从而也赋予了他对抗失序的悲剧重量。
故事为何结束在虎牢关？
这种裁剪史料的处理，使得汉末那场繁复的乱局拥有了清晰的矛盾主线，也让主要人物形象更鲜明。作为对古典材料进行现代视听转化的再创造，这种在历史缝隙中寻找情感共鸣的人物塑造方式，就艺术层面而言无可厚非。然而，将三国系列第一部结束在三英战吕布的虎牢关之战，仅就叙事艺术而言，也并非毫无瑕疵。
已有网友对此感到疑惑：为何故事只拍到三英战吕布？毕竟对于熟悉《三国演义》的观众而言，这一情节只是诸侯讨董剧情中的高潮之一，更只是反抗董卓这一大段落中的一个序曲。如此中断，难免让人感到故事未完。要理解这种叙事节奏上的选择，不妨先跳出电影的视听逻辑，回到影片所依赖的《三国演义》原著，看看原著是如何处理反董这一大段情节的。
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中的吕布
在《三国演义》原著里，反董联军在虎牢关之战后的政治分裂和后果，实际上是由随后的第六至第十回逐步展开并完成的。如果顺着情节向后推演，联盟反董扶汉的道德目标在第六回中就开始崩塌。伴随着董卓火烧洛阳、迁都长安，曹操独自西进并在荥阳遭遇败退，孙坚在枯井中得到玉玺而心怀私志，同盟各怀一心走向解体。
第七回，毛批本《三国演义》毛宗岗的批语可谓一语中的：
诸侯纷纷，互相争竞，天下已成四分五裂之势。一董卓未死，而天下又生出无数董卓。
那些曾经打着扶汉旗号的义士，在利益诱惑与互相猜忌中，逐步转变为割据军阀。紧接着，在第八、九回中，叙事焦点从曹操和关东联军，转由长安城内的司徒王允，王允借貂蝉的美色，为吕布与董卓巧设连环计，借吕布之手诛杀董卓。直到第十回，李傕、郭汜乱长安后，曹操才重新回到叙事中心。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采用缀段式的情节结构，即借助人物之间的串联，不断切换视角，而往往又以十回左右作为一个大的情节段落。《三国演义》这一点就很明显，汉学家浦安迪总结《三国演义》前九回为一个段落，重点是“董卓传”，虽未必完全贴切，但就《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而言，的确可以说前九回自成一段，讲述东汉秩序崩塌的经过，先有黄巾军、十常侍，后收束于董卓暴政和反董联军。董卓死后，故事的中心就正式从重建东汉的秩序，转向了群雄逐鹿天下的段落。
电影同样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式结构，前半部除却序曲中曹袁订交的情节，基本围绕外戚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后半部则紧密围绕反董的主线。如此，对照原著，我们能比较容易地理解电影为何给人猝然中断的感受，因为原著中十常侍之乱与反董本身都属于前十回东汉秩序的崩塌段落，而电影则将反董的大段落一分为二，从中隔断。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重新回到电影与正史、原著小说的核心差别上。古典小说讲究宾主流动、缀段榫接的技法，使得叙事可以从容切换，这种技法也与正史传记的叙事特点相呼应，故而小说第六回以曹操为传主，写他荥阳兵败，第七回就转向诸侯内讧，第八回则以王允、吕布为焦点，人物视角不断变换，但主线却一气呵成。
相比之下，电影将曹操和袁绍的私人情谊与行动选择作为核心命意的载体，又以曹操视角串联全片。若要继续讲述王允和貂蝉的连环计，就很难继续保持曹操的视角，除非大幅增加主角的虚构情节，这又是编导团队审慎的历史态度所不愿的。而若是切换视角，就又与全片已然确立的叙事风格相违背了，毕竟，以某一人物的视角切入历史大势的叙事美学，是制作组在《长安三万里》中就已运用娴熟的拿手好戏。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结构设计，与古典奇书多线交叉、人物焦点不断流动的习惯之间天然存在着隔阂。如何在这个稳定的单人视角与庞杂的群雄割据大势之间寻找平衡，也是类似的现代改编作品共同面对的两难问题。
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中的袁绍
名著的改编并不容易。在这一系列艰难取舍之后，《争洛阳》的编导团队给出了他们的答卷，他们剥离了曹操性格中残忍和多疑的元素，塑造了悲天悯人的、放浪不羁的理想主义者曹操。影片最后定格在曹操一马当先，带领着诸侯联军冲向虎牢关的画面，将曹操的形象定格在了这个最光辉、最理想主义的时刻，也将汉末的历史定格在了诸侯奋发讨董、一往无前的这个理想主义的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