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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足球的足球曾西治游辉煌时代，常被归结为本世纪国家队勇夺世界杯以及两大豪门（皇马与巴萨）统治欧冠。电影的精然而，班牙若追溯根源，密政这一切的足球曾西治游起点早在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便已奠定。
2010年世界杯，电影的精西班牙队夺冠
但这一起点，班牙并非只有光荣，密政更暗藏权谋。足球曾西治游
弗朗哥统治西班牙近四十年，电影的精其政权的班牙合法性来源并非一成不变。内战胜利赋予的密政军事正当性在战后十年逐渐褪色，冷战格局下的足球曾西治游意识形态站队也不足以长期支撑民众的情感认同。因此，电影的精政权始终需要一种持续的班牙、日常化的合法性供给。
弗朗哥
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弗朗哥政权的宣传机器发明了一种复杂的技术，让电影、足球与政治三者以几乎不可见的方式彼此嵌套。
事实上，弗朗哥本人对足球的热情一般，其私人爱好是打猎和钓鱼。但他对电影情有独钟，偏爱轻喜剧和军事题材。据帕尔多宫的放映记录，弗朗哥一生观看了约两千部影片，频率不亚于许多资深影迷。他更是西班牙历史上唯一亲自撰写电影剧本的国家元首。1941年，他以化名“海梅·德·安德拉德”写出《种族》的文学剧本，由何塞·路易斯·萨恩斯·德·埃雷迪亚执导，放映时盛况空前。1950年，随着二战后政治风向转变，影片被删改重拍，更名为《种族之魂》，去掉了法西斯敬礼和亲轴心国的对白。
弗朗哥主义与电影的关系有一个本质特点：它没有像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建立国有电影制片体系。西班牙电影工业始终保持私营结构，CIFESA和苏维亚影业等民间公司主导着产量和市场。
政权对电影的控制走的是“意大利路线”，具体手段有三：
- 审查制度：自1937年设立电影审查最高委员会起，任何影片的拍摄、发行和放映均需通过审查，标准是维护家庭、宗教和国家权威。
- 补贴制度：国家通过财政补贴引导制片方向。1940年代鼓励内战题材和帝国史诗片，1950年代鼓励反共题材，1960年代则推动开放主题。
- NO-DO垄断：这是政权在电影领域最重要的直接干预。NO-DO（新闻和纪录片）全称隶属于长枪党教育总秘书处，具有垄断地位。
从1943年起，西班牙全国每家影院在放映正片前，必须先播放一段NO-DO新闻短片。这种强制放映一直持续到1975年9月。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NO-DO就是弗朗哥的视觉喉舌。
在近四十年的运作中，NO-DO共制作了约4000期节目。弗朗哥本人在其中出现了约1376次，由播音员马蒂亚斯·普拉茨以亢奋激昂的腔调配解说。内容聚焦于工业进步、公共工程落成、宗教庆典和体育赛事，刻意呈现一个秩序井然、蒸蒸日上的西班牙形象。
而足球，正是NO-DO中最受欢迎的体育内容。
20世纪40年代末，足球已成为西班牙最具大众号召力的娱乐形式。政权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1941年，隶属于长枪党与传统主义者国民运动的“国家体育代表委员会”设立，弗朗哥任命在托莱多围城战中声名赫赫的莫斯卡多将军为第一任国家体育代表。
该机构权力高度集中，几乎涵盖一切体育事务。在实际运行中，大多数甲级俱乐部的主席都是与政权有关的军人、长枪党成员或商界人士。在一个不允许任何独立社会组织存在的体制下，俱乐部董事会自然成了政权渗透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
有西班牙学者指出，弗朗哥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意识地、持续将足球作为国民工具的政治体制。
但这种利用并非总是预先策划的，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挪用。政权搭建了控制的框架，具体的宣传效果则取决于比赛结果：赢了就收编征用，输了就当没这回事。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这种利用最为密集、也最为精巧的时期。而电影，在这个环节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1950年前后，两位外籍球星先后来到西班牙，彻底改变了该国的足球面貌和文化心理。
一位是逃离匈牙利的拉迪斯拉夫·库巴拉，他是柯奇士、普斯卡什的好友，但因早早逃亡，并未参与匈牙利国家队的辉煌。
拉迪斯拉夫·库巴拉
另一位是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辗转而来的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更是大名鼎鼎，众所周知。
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
库巴拉于1950年加盟巴塞罗那，斯蒂法诺于1953年加入皇家马德里。他们的身份不仅是球员，更被卷入了一个由政治、产业、大众情感共同编织的叙事中。
库巴拉的故事天然契合冷战意识形态。他出生于布达佩斯，先后代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出赛，1949年与妻儿冒险逃离铁幕，经维也纳到罗马，最终辗转抵达西班牙。他和其他流亡球员组建了一支名为“匈牙利人”的非正式球队，在西欧各地踢表演赛维生。皇马最初对他有兴趣，邀请这支球队来踢友谊赛，库巴拉在比赛中打入两球。但由于FIFA的禁令悬而未决，皇马担心风险而放弃。
巴塞罗那在秘书长佩普·萨米蒂尔的斡旋下选择冒险签下他。萨米蒂尔与帕尔多宫高层的私人关系网在此发挥了关键作用。1951年6月，内政部长亲自加速办理库巴拉的西班牙国籍，速度之快引人注目。
政权对库巴拉归化的积极推动，背后有一个比“皇马对巴萨”更为复杂的权力逻辑。
弗朗哥主义对巴塞罗那俱乐部的态度，并非人们后来想象的那种单向压制。政权既控制巴萨，也扶植巴萨。在弗朗哥治下，巴萨先后获得三次旧球场莱斯科茨的土地重新规划许可，直接解决了俱乐部的财务危机并资助了诺坎普球场的建设。
1957年诺坎普落成时，弗朗哥被任命为落成委员会名誉主席。巴萨在独裁时期的多位主席与政权关系密切，弗朗西斯科·米罗-桑斯本人就是长枪党成员。
弗朗西斯科·米罗-桑斯
主席阿古斯蒂·蒙塔尔·加洛巴特甚至在巴萨赢得大元帅杯后，当场摘下自己的俱乐部金质勋章献给弗朗哥。
阿古斯蒂·蒙塔尔·加洛巴特
巴萨先后三次向弗朗哥颁发荣誉勋章。这些事实，在后来形成的“受迫害俱乐部”叙事中被系统性地淡化了。
在这个背景下，库巴拉的形象对政权的真正价值，与其说是对抗加泰罗尼亚独立意识，不如说是将巴塞罗那这座城市最具号召力的大众偶像吸纳进西班牙国族叙事。
操作的核心环节是他从1953年起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出场，此后出战19场国际比赛，打入11球。加泰罗尼亚最受爱戴的球星穿上西班牙国家队球衣，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同化仪式。而电影，是这一仪式的影像化完成。
1955年上映的《王牌寻和平》（Los ases buscan la paz）是弗朗哥时期足球电影浪潮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宣传片。
《王牌寻和平》
影片由阿图罗·鲁伊斯·卡斯蒂略执导，库巴拉在片中扮演自己，他的两个儿子也出演本人。影片叙述库巴拉在匈牙利接到政治任务后失宠于体制，被逐出国家队，随后携家人逃亡，辗转维也纳、罗马，最终被巴塞罗那签下，在西班牙找到了和平。
影片的片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政治命题。片名中的“和平”所指，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战争和停战，而是共产主义苦难与弗朗哥治下的安宁之间的对比。
这部电影为弗朗哥政权提供了一种难以替代的国际合法性论证。在西方民主国家对弗朗哥进行外交孤立的年代，一个匈牙利运动员的叛逃就是最好的反共广告。
同时，它为库巴拉获得西班牙国籍并代表国家队出赛提供了情感铺垫。一个在银幕上演绎过自身逃亡经历的外籍球员，被西班牙观众同时看作球星和政治难民，他的归化就成了一个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事件。
但这一叙事中包含的反讽，是当时的人想不到的。
库巴拉的人气直接催生了诺坎普球场的建设需求，而诺坎普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逐渐成为加泰罗尼亚人在独裁体制下公开使用加泰语、展示四条纹旗帜的极少数公共空间之一。政权为巴萨安插的这颗棋子，最终成了非议政权的温床。
仅仅一年后的1956年，《金箭头》（Saeta rubia）上映，这是斯蒂法诺的电影。
如果说库巴拉的影片是反共逃亡叙事，那么斯蒂法诺的影片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作业。
哈维尔·塞托执导的这部影片，情节纯属虚构。一群街头小混混偷了斯蒂法诺的钱包，出于对球星的崇拜又决定归还。此后迪·斯蒂法诺与妻子收留这些孩子，组建了一支名为“金箭头”的足球队，将他们从犯罪边缘拯救回来。
片中还穿插了一位酗酒的前球员，由前皇马和西班牙国脚哈辛托·金科塞斯扮演，斯蒂法诺帮他找到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又安排他的儿子去汽修厂当学徒。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传记片了，简直就是一部圣徒传！
影片塑造的斯蒂法诺形象，堪称世俗化的救世主。他不是来解决足球场上的战术问题，而是面对更复杂的社会问题。这种叙事和弗朗哥政权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构的社会理想完全一致。政权不需要公民参与政治，它需要的是个人凭借道德示范和慈善行为维护秩序。
斯蒂法诺在银幕上扮演的正是这种理想公民。足球明星的公共慈善取代了国家福利体系缺失的事实，个人美德被用来遮蔽结构性不公。
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的另一部足球片《十一双球靴》（Once pares de botas）由弗朗西斯科·罗维拉·贝莱塔执导，它开创了一种将真实球星以客串方式嵌入虚构故事的模式。
斯蒂法诺和库巴拉都在片中短暂露面，与拉马耶茨、巴索拉、莫洛尼、萨拉等当时几乎全部的西班牙顶级球星一起出现在银幕上。播音员马蒂亚斯·普拉茨也在片中饰演自己。
前面说了库巴拉和斯蒂法诺的电影，那五十年代另一位流亡球星普斯卡什呢？
普斯卡什
遗憾的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辗转加入皇马的普斯卡什，虽然在球场上与斯蒂法诺组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锋线搭档，却从未参与任何一部西班牙剧情片的拍摄。
他1958年到达马德里时已经31岁，足球明星电影的产出高峰期已过。为什么已过？因为皇马在欧冠赛场上的真实胜利开始源源不断地提供宣传素材，银幕虚构就不再是必需品了。
NO-DO可以直接播放皇马征服欧洲的比赛画面，效果远比任何剧情片都来得直接。
皇马在欧冠赛场上的辉煌，从1956年连续五年问鼎，赋予了弗朗哥政权一种它此前始终匮乏的东西：在欧洲的尊严。
弗朗哥的部长们反复在公开讲话中感谢皇马为西班牙的国际形象所做的贡献。运动部长索利斯和外交部长卡斯蒂埃利亚，都曾将皇马称为西班牙派往欧洲的最佳使节。
西班牙在当时是一个被西欧民主国家孤立的独裁国家，它无法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赢得欧洲尊重，却可以通过足球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承认。
对于许多普通西班牙人来说，他们能够区分政权的落后和球队的伟大，但这种区分本身就是政权乐见的。只要民族自豪感的出口在球场而不在街头，独裁的秩序就是安全的。
不过，我们要分辨的是，弗朗哥政权肯定是利用了皇马的成功，但皇马的成功有它独立的体育逻辑。
主席圣地亚哥·伯纳乌是一位极具远见的体育经营者，他在1954年不顾弗朗哥的反对飞往巴黎，参与了欧洲冠军杯的创设。
圣地亚哥·伯纳乌
弗朗哥当时反对这项赛事，理由是它会损害西班牙联赛的利益。伯纳乌无视了弗朗哥的态度，与《队报》的加布里埃尔·阿诺和雅克·费朗共同推动了赛事的诞生。
这种张力在1960年首届欧洲杯上达到了一个极端。四分之一决赛抽签将西班牙与苏联配对，当时的比赛是主客场赛制，弗朗哥亲自下令禁止西班牙队参赛，担心输给苏联会造成政治羞辱。西班牙因弃权被淘汰。
四年后，同样的对阵在第二届欧洲杯决赛再次出现。这一次，外交部长卡斯蒂埃利亚和运动部长索利斯说服弗朗哥，之前的退赛是一次外交失误，而将决赛放在马德里举办恰好可以配合“二十五年和平”的庆祝活动。
信息与旅游部长弗拉加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将欧洲杯纳入政权的周年庆典规划。1964年6月21日，12万观众坐满了伯纳乌球场，苏联国旗第一次在这座球场上飘扬。马塞利诺的头球帮助西班牙以2比1取胜。弗朗哥坐在看台上接受了欢呼。
他的政权理所当然将这场胜利解读为内战以来国家统一意志的延续。同一年，萨恩斯·德·埃雷迪亚拍摄的纪录片《弗朗哥其人》（Franco, ese hombre）也在影院上映，足球决赛与领袖传记片在同一个时间窗口中重叠。
1964年的西班牙，是足球胜利、电影宣传、政治庆典三者有计划协同运作的年份。
对弗朗哥主义来说，足球的胜利固然值得利用，更重要的是怎么把这种竞技成就转化为道德品质。
库巴拉和斯蒂法诺两人在各自的电影中都没有展现球场上的天才，却被大量笔墨赋予了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这正是弗朗哥主义意识形态对公民的基本要求。
你可以是一个杰出的个体，但你的杰出必须服从于家庭、宗教和国家的框架。足球明星在电影中的功能，是示范个人自由如何心甘情愿地归入集体秩序。
这种模式在同时代的欧洲并不孤立，弗朗哥大概也是学的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但弗朗哥政权的手法存在一个微妙不同：它没有将足球胜利和国家荣耀做直接的一体化宣传，也不太在乎什么人种生物优势。它的方式更加迂回，通过电影这个中介，将足球明星重新塑造为符合官方价值观的道德人物，让观众在消费娱乐的同时内化意识形态。
弗朗哥死于1975年，国家体育代表委员会于1977年被解散，NO-DO于1981年正式停止生产。但足球电影中建构的那种英雄叙事模式，早已渗入了西班牙大众文化的基底。
球星来演英模电影的传统虽然在民主化之后迅速消亡，但足球作为国民情感出口、作为集体身份的替代来源这一功能，从未真正退场。